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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飞艇官网:一掷千金揽虢钟 审美正统推“四王

时间:2018-01-01 16:38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如果说在晚清,青铜器的价格远远高过书画,那么在当代,古代书画乃至近现代书画的价格高过了青铜器,是不是有不合理之处呢?白谦慎表示,现在大多数重要的青铜器都进了博物馆,而国家文物法又有规定,出土文物都属于国家,禁止买卖。虽然国内国外,私下的交易始终存在,但公开的拍卖受到严格限制,肯定会影响到青铜器的市场价格。

  这并非是晚清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是20世纪之前一个绵延不断的传统。考察晚清收藏圈的重要人物: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张佩纶……他们都不仅仅是当时重要的藏家,他们的书画作品也会不时出现在今天的拍卖会上,名气有大有小,价格或高或低,但是,购买和收藏他们的人大都已经不再具有官宦的身份。

  在考察晚清士大夫收藏活动的过程中,白谦慎还看到了一个现象——至少他所研究的那些士大夫,自律性都颇强。比如吴大澂,1873年出任陕甘学政,陕西自周秦至汉唐,都曾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出土古董最多。吴大澂到陕西后,不但从古董商处积极购藏,也和当地的收藏家多有交往。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吴大澂说当地收藏家愿意对他出示藏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不会巧取豪夺。

  吴大瀓是苏州人,出生在一个有收藏传统的家庭。当时收藏比较活跃的地区有北京、苏州、上海、浙江、陕西、山东、广东,吴大瀓恰好和这些地方都有联系。在当时的收藏圈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藏家,如吴云、顾文彬、潘祖荫家族、陈介褀、李鸿裔、沈树镛、汪鸣銮、王懿荣、叶昌炽等,或为师、或为友,都和吴大澂有交往。白谦慎就从吴大澂“朋友圈”的书信往来入手,来探究晚清收藏市场的一些重要信息。

  近期,受广州崇正拍卖的邀请,白谦慎来到广州,在“崇正学堂”为广州读者带来一场精彩讲座——《晚清文物市场和官员的收藏》。在白谦慎看来,1860年到1890年,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规模介入、商人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收藏主体的最后时代。那个年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什么艺术品最有兴趣?他们的收藏方式和今天以商人为主体的收藏群体又有何不同?且听白谦慎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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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翻译成白话文是:“我刚刚从琉璃厂回来,今天兴尽而返,‘松竹古董店’一共有六七件青铜器,有字没字的,全以高价卖给了一个洋人……由于老外的加入,铜价一时烽起。昨天晚上我还和他们(古董店的人)一起喝酒、讨价还价,今天东西就被洋人取走了……这个西人医士某布,今天花了1000多两银子,在琉璃厂大肆收购青铜器,有字无字的一起买,连古钱也买。之前有一个伪盘,本来都卖给了聚和成。听说洋人有兴趣,又高价买回来,等着以更高价售给洋人……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要得急,文物商抬价;如果你稍涉观望,又入外夷。真可浩叹!”

  五代宋元画作也时常出现在翁同龢和其他人的日记当中,如卫贤的《盘车图》、董源的《寒林重汀图》、北宋燕文贵的画卷、宋徽宗摹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绢本山水长卷、惠崇的《江南春》、南宋刘松年的青绿山水等。

  明清官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书写大量的书法,但在任官期间通常不卖字,他们的书法多为礼品。他们去世后,昔日的礼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数量很多,但价格并不低,在当时,刘墉和钱沣的字最受欢迎,价格甚至高于董其昌。“四王”、吴恽受欢迎,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清初以来的正统画风,符合京师官员的审美趣味,因此在市场的价格不断走高。19世纪70年代末,基本上“四王”的东西都能达到100两以上,比董其昌贵得多。

  一直以来,官方认为,京城人太多,应该限制人口。比如将低端产业挡在门外,以分流“低端人口”。北京若真如此,实不可取。

  在晚清的艺术市场上,时代是否久远,并非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在今人眼中非常高端的宋元书画,在清晚期时的流通数量不算多,价格却也并不高昂。从晚清官员的日记中,可以得知当时市场上流通的名迹有王羲之的《行穰帖》、《游目帖》,王献之的《新妇服地黄汤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米芾的《多景楼诗》、《向太后挽词》、《珊瑚帖》、《复宦帖》、《乐兄帖》,黄山谷小卷,文彦博墨迹卷等等。根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1863年,王羲之的《游目帖》和颜真卿的《高深帖》两卷夹在一起售卖,文物商索价500两;1880年,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开价仅六十两;1893年,米芾的《珊瑚帖》和《复宦帖》合卷,要卖给张佩纶,索价1500金,让至千金,但最终没有成交。

  正因为铭文值钱,就有人造假。吴云写给潘祖荫的信说“近日伪作者,愈出愈奇。沪上已专有此一类人,广收无字旧器,合数人之力,闭户覃精……比之宣和仿古,实能远胜。盖器本原旧,文又工緻@,目前已不易识。数十百年之后,恐巨眼者亦不能辨矣。”

  大概在1889年,吴大澂在给吴云之子吴承潞的一通信札中写道:“沪上古玉声价日长,而愙斋得圭已过七十,壁亦五十余,胡富堂所索三四百金者,秦中皆不及十金。以后尊处无须代购,寄亦不甚便也。”陕西是文物出土之地。上海文物的价格居然是其的三四十倍。所以,想省钱又有关系的收藏家,都想直接从陕西弄到东西。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5~1997年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2015年6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职。2015年7月后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青铜器都值钱。当时青铜器的价格主要看两点:一是器型,如果是钟、鼎,那是重器,若是爵,就很普通;其次是看有无铭文,和其长短。吴大澂的友人盛昱致西安古董肆购买扶风新出土大鼎之信札云:“其字百内外酬五百两,三百内外酬一千两,真到六百四千两,货到钱回。”

  晚清的士大夫群体中,收藏金石书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很多官员都或多或少有金石书画的收藏。《翁同龢日记》除了记载他本人的收藏活动外,还不时提及同僚的收藏。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经常会带着自己的收藏去,这是他们收藏方式的一部分。

  白谦慎虢叔钟,全称虢叔旅钟,西周晚期,见于著录共八件,现存五件,最大的由阮元收藏,第二大的为张廷济收藏,最小的为伊秉绶收藏。此图为阮元收藏的那件。愙鼎,也称师眉鼎,西周中期。

  白谦慎谈道,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有巨商在收藏古董,但在传统社会里,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相对于商人藏家而言,士大夫收藏家都保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线世纪,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代实业家、商人才开始在收藏界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时的青铜器价格几何?道光时期的金石大家张廷济曾收藏的虢叔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它的几次交易恰好都有详细的记录。

  1821年,虢叔钟的价格为1200两白银,几经转手之后,1831被年张廷济购买,仅284银饼(约200两),时隔十年,价格急剧下降的原因不明。1848年,张廷济去世,虢叔钟归海宁蒋家,成交价不详。1861年,蒋生沐在上海开价,吴云未买,开价多少不详。1872年,潘祖荫觉得虢叔钟要2400元(约1700两)或3400元(约2500两)已是极其昂贵,但沈秉成最终花了5000两买下虢叔钟。

  吴大澂和陕西就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出任陕甘学政,在陕西期间,广收古物。离开陕西后,依然和陕西的朋友和文物商保持密切联系。1876年,吴大瀓在陕西长安,仅仅用100两银子买下西周愙鼎。这是一个在北京绝对无法想象的低价,愙鼎后来也成了吴家青铜器的镇宅之宝。

  被吴大澂尊为老师的潘祖荫,1872年的官职是户部左侍郎,却写信给吴大澂抱怨:“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对古董商的漫天要价深感无奈,从侧面反映了潘祖荫没有倚势凌人的习惯。

  1875年初,同治皇帝驾崩,已是内阁学士的翁同龢又成了光绪皇帝的老师。这年的三月中旬,他在琉璃厂的博古斋见到了清初名画家王翚(字石谷)的《长江万里图》长卷,叹为“天下奇观”,古董商开价一千两银子。二十多天后,古董商把王翚的长卷送到翁同龢的家中,翁同龢爱不释手,把玩一日后,翁同龢出价三百两,但古董商不接受。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苦闷:“贾人持石谷卷去,非四百金不售也,为之悒怏。”后来,还是翁同龢让了步,以四百两银子购得《长江万里图》。这笔钱在当时的京城大约可以买一个四合院。

  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一幅仇英为祝贺文徵明六十大寿的画轴,有文徵明本人的题诗,既稀有珍贵又品质精良,索价才一百两;而差不多在三年前,沈秉成在上海以五千两银子买下虢叔钟,如果仇英为文徵明的祝寿的画轴能还价至八十两甚至更低的话,那么一个青铜重器的售价可达仇英精品的七八十倍。

  士大夫的收藏,通过市场来购买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家传、交换、赠送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晚清文物市场上流通的许多艺术品在制作的时候是礼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昔日的礼品和许多日常书写,如信札、笔记、诗文稿、日记等,一起有了市场价值。

  晚清名宦翁同龢的日记中也有不少和古董商讨价还价的例子。1867年正月十四日,翁同龢在琉璃厂见到一本汉代礼器碑的旧拓本,古董商索价四两银子,翁同龢把拓本带回家观赏后,出价三两,古董商不同意,翁同龢就把拓本还给了古董商。这一年,翁同龢在翰林院任侍讲,已经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每日出入紫禁城。但面对他的“讨价还价”,古董商仍是少一两银子都不卖。

  受经济实力的限制,收藏古代文物的人们总是相对少些。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的精英们,自上而下都在消费着大量由同时代人制作的书画。从这点来说,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文化消费模式,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有的人购藏已经成为文物的书画,有的人收藏尚未成为但将会成为文物的书画。与此同时,这些收藏者自己也在创造书画,不断为后人留下可以收藏的文物。所以有时候收藏的界限其实比较模糊。比如,你只要保存了原有的信札,很多年之后,它就成了一种收藏。“吴云写给潘祖荫的信,潘祖荫回信说,‘你的信我全部裱起来了,哪一天你的画会在琉璃厂传为一个佳话’。吴云说这个人说话这么可笑,其实他知道,确实早晚会到琉璃厂的。”白谦慎举例。

  无论是早期的傅山研究、“娟娟发屋”民间书风研究,艺术史学者白谦慎,总能以独到的方法和视野令人耳目一新。最近几年,白谦慎的研究对象转移到晚清名宦吴大澂的身上,试图通过对吴大澂及其“朋友圈”的深入研究,还原晚清士大夫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

  白谦慎发现,1872年是京师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这和一位名为布医士(Stephen Wootton Bushell)的外国人有关。他1868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前往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并兼任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同时开始大肆收藏青铜器。1872年,王懿荣给潘祖荫写了一封长信,这时候的王懿荣还没考上进士,在北京当一个小科员,帮潘祖荫到琉璃市场打听各种消息。他眼力非常好,北京官员经常找他掌眼。

  而在书画方面,当时数量可观的士大夫收藏的主要是明清书画。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刘墉、钱沣为代表的乾嘉名家翰墨和清初“四王”、吴恽的绘画。

  虢叔钟在五十年内涨了四倍,白谦慎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不考虑,作为当时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沈秉成很有可能是在上海买到的虢叔钟,因为蒋生沐的后人住在上海,而那里正好是文物价格最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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